一座山一杆旗及《燕山夜话》漫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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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重庆巿杂文学会会长、老杂文家刘集贤比作一座山、一杆旗。不是说他有泰山那么高昂，华山那样险峻，他也没有黄山、庐山的幽深和秀美，他只是重庆城里一座小小的枇杷山而已，人人都可以攀爬，但是这座枇杷山刘集贤爬了几十年，山上有一座蕴含着重庆抗战杂文精神的“红星亭”，刘集贤高举这面旗帜，一举也是六七十个春秋，坚持发扬抗战杂文的精神，写下无数杂文名篇巨著，成为重庆杂文界的旗手。所以，称他为一座山、一杆旗，绝对不是妄言。
　　刘集贤有一个专门写杂文的笔名“鲁也”，即是“愚也”，也是“发扬鲁迅精神也”，在重庆新闻界、文化界甚至市民中，一见“鲁也”的杂文，便知道是刘集贤的大作，赞扬“受读、受教、受益”。
　　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工人日报》发表第一篇小品式杂文《背心奖》开始，他在杂文这块沃土上勤奋耕耘，登山不止。几十年间，在全国和地方报刊发表作品以千计，上百作品获国家、地方和各类专题奖，出版专著十余种，其中杂文类四种。迄今，年近九旬的刘老，不仅依然率领着山城杂文大军浩荡前行，杂作泉涌，自己也键盘不息。“一指禅”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同仁们给他的“雅号”，每年他都要用一根指头，敲击出数十篇精彩的杂文杂论。
　　《说古道“经”》（山西出版社），是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时出版的第一部杂文专著。全书以晋商故事为引，杂谈山西经济，抨击不良现象，引领经济正道，在山西产生了积极影响。
　　《巴山夜语》（重庆大学出版社），是他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三卷集丛书之一卷。全书200余篇杂文，是他在重庆日报任常务副总编辑时，在完成新闻作品之外，感到意犹未尽、有感于怀的杂作，对新闻宣传起到了助推效应。
　　《梦中人语》（中国作家出版社），全书以“梦”为话题，谈人生、谈向往、谈追求，“梦是要做的，唯其有梦，才有憧憬，才有希望”，“一个人连梦都没有，岂非一片荒漠”，这是他对“梦”的诠释；同时，他又结合现实，批判了“痴人说梦话”“黄粱美梦”的社会不良“梦现象”。
　　《鲁也鲁言》（中国博学出版社），是他历年来在《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杂文》等报刊上的“鲁也鲁言”专栏的杂文汇集，凡123篇杂文，均为千字文。篇幅虽短，却篇篇针砭时弊，刺刀见红，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大快人心，读者无不称为“美文”。
　　刘老为什么被称为重庆杂文的旗手？他的杂文作品为什么如此丰厚？为什么能如此受读？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2018年4月29日，重庆市杂文学会在重庆南山举办了一场“鲁也杂文研讨会”，30余位重庆杂文家和知名学者参加研讨，畅谈鲁也杂文的种种鲜明特点。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彭斯远评价：刘集贤作为重庆杂文的旗手，一是他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凡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发生，他都会用杂文形式表达对事件的认识和态度，绝不会失声。二是他有敢于担当，决不退缩的作风。他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历经千锤百炼，磨砺了他的党性。三是在于他渊博的学识。他的学识并非来自大学课堂，而是来自于儿时奠定的牢固国学根底，长期的勤奋自学，以及多年记者生涯的生活积累。他的杂文不仅有的放矢，且多对于我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小说传奇、诗词歌赋和野史闲书的引用，读来开人茅塞，嚼之有味。
　　重庆市杂文学会副会长邓艺所谈《鲁也杂文特征谈片》认为：刘集贤的杂文，一是感应敏锐，时代性强，当颂则颂，当贬则贬。二是内容驳杂，灵活多样。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旁征博引，无所不谈。文笔纵横，不拘一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三是亦庄亦谐，议论形象。
　　重庆市杂文学会副会长，重庆公安报社原社长、总编辑刘彦的《读一本书，认识一个人》说：如同读《南腔北调集》，我们认识了鲁迅，读《三家村札记》，我们认识了“吴南星”，读《鲁也鲁言》，我们也认识了有血有肉的集贤前辈。
　　重庆市杂文学会副会长、重报集团高级编辑苏瑗在《鲁也杂文的魅力》中赞道： 鲁迅杂文的生命在鲁也杂文这里延续。鲁也杂文发展了鲁迅杂文的特色，在针砭时弊方面，在激浊扬清方面，鲁也杂文的题材更为广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角度和力度更为灵动巧妙，以及在“受读”“受教”“受益”等方面还有所发展和创新。鲁也的杂文便有其人格的魅力所在，在他有时犀利有时善辩的文字里，力透纸背的是他对真理、真实、真言的捍卫和坚持。
　　重庆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原重庆农村报总编辑熊庆元的《鲁也杂文篇篇充满书香气》，讲述了作为“首届重庆十佳读书人”之一的刘集贤，在杂文中显示出的读书功夫。他说，每读一篇鲁也杂文，都会受一次书香的熏陶，书香的启示。“写杂文必须多读书，积累广博知识”，“有了知识积累，写杂文就可以触类旁通，收举一反三之效，也可增加杂文的知识性、可读性。”这也是刘老对杂文会员们常说的话。
　　在几十年的攀登路上，刘集贤绝不是孤军奋战。他和学会班子成员一道，带领出了重庆一大批杂文队伍，率众前行。而今，重庆杂文队伍已达200余众，在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贡献着舆论导向的正能量作用。
　　不离靠山，牢固阵地。1989年，在刘集贤等人的倡导下，重庆市杂文学会成立。
　　发展力量，壮大阵地。由于各种因素，杂文队伍不断变化，特别是年龄老化十分突出。发展新生力量，刻不容缓。近年来，学会积极发展新会员，会员人数由建会时的8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众，其中不少年轻作者，更有在校大学生。荣昌工作站还让杂文走进校园，开设杂文写作课，一批中学教师、学生成为会员。在刘集贤的倡导和地方的支持下，学会工作向区县发展，先后建立了四个区县分会和工作站，依靠分会和工作站培训会员，组织杂文创作，使杂文在巴渝大地争妍斗艳、万紫千红。
　　开展活动，活跃阵地。刘集贤说，一个阵地，没有战事，彰显不出阵地的力量。建会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他特别重视创作活动，用各种方式鼓励会员创作杂文、出版杂文书籍。建会以来，学会先后出版了《十年集》《渝州走笔》《十八人集》《杂文创作论》等10多部杂文和理论集，2017年出版了《重庆杂文方阵》丛书12集，展示了12位会员的杂文作品。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学会发动会员参与抗疫创作，不仅在《重庆杂文》专栏发表，还出版了《庚子战“疫”——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作品选集》，87名会员473篇作品入选。为了响应党中央建设成渝地区经济圈的号召，刘集贤提出与四川省杂文学会合作，起草和签订了两省巿杂界合作《备忘录》，合作出版《当代川渝杂文家风采》（两卷集）。2021年“重庆卷”出版，记载了重庆47位新老杂文家的生平、杂学观点、社会评价和代表作品，堪称重庆巿当代杂文史和杂文教科书。他与学会同志还多次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近年来，学会先后开展了“刘彦《人生走笔》研讨会”“鲁也杂文研讨会”“新时期杂文写作研讨会”“重庆杂文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研讨会”等，努力提高会员的杂文写作和杂学理论水平。同时，积极支持会员参加市社科联的活动。2020年重庆市社科联社会组织综合委员会组织开展的“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征文活动，重庆市杂文学会13人获奖，获奖等级和人数均为重庆市社科系统第一；2021年 6月18日，承担重庆市社科联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党建第一协作组任务，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举行庆祝中国建党百年主题党日活动，协作组领导及各学会党员、会员50多人参加活动；2022年春，参加重庆市社科联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党建第一协作组主办的“党建知识竞赛”，3人获特等奖、14人获一等奖、3人获二等奖，获奖等级及人数为协作组第一。
　　办好会刊，充实阵地。重庆巿杂文学会会刊《重庆杂文》创办于1989年8月，坚持每月一期，按期出版。编辑精心编稿，刘集贤认真审读，几十年来没有出现任何导向性、事实性的误差。2020年中宣部检查组到重庆抽查，评价《重庆杂文》“导向正确，内容丰富”。近年来，《重庆杂文》坚持每年一次征文评奖活动，先后开展了《杂文与读书》（2015年）、《杂文与成风化人》（2016年）、《重庆直辖与杂文》（2017年）、《新时代与杂文》（2018年）、《我为共和国走笔》（2019年）、《新时代杂文大家谈》（2020年）、《建党百年礼赞》（2021年）、《我看重庆人文》（2022年），用征文导向杂文，激发会员创作热情。
　　自身建设，强化阵地。刘集贤把杂文学会自身建设看作生命。学会建立了党支部，他担任书记，副会长和秘书长均为支委。坚持每月一次会长办公会，党支部会议与会长办公会一并举行。这一做法开创了重庆社科界社团的先河，得到重庆市社科联的高度认可。他还建议组建学会监事会，监督学会工作。多年来，学会未出现任何严重违纪违规现象。
　　在会长刘集贤的领导下，班子成员齐心合力，积极奉献，重庆市杂文学会工作出色，成绩斐然，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5年获评重庆市社科组织先进单位、两次获重庆市社科社会组织先进党支部称号。
　　年近九旬的刘集贤会长，一身正气，一身耿介，一身硬朗，一身活跃，一身担当，为了杂文事业发展，为了重庆杂文同仁，他执著于自己的理念和追求，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果，赢得了很多很多的赞誉。我们说他为重庆杂坛垒起了一座山，树起了一杆旗，是最确切不过的！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专栏，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报人的修养，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轻松”、“有用”、“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刊出后影响深远。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编者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大杂烩，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经典家庭杂文、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对邓拓来说，《燕山夜话》不过是“小文章”。尽管在读者看来，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老舍语）。这里的“小文章”并不含褒贬的意思，而是由《燕山夜话》这个栏目所在的《北京晚报》的风格决定的。相反，能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对约稿的编辑来说，对读到文章的读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的收获。对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考验与成功。读《燕山夜话》，理解它那种轻松、平易、以小寓大、琳琅满目的风格，不能脱离《北京晚报》这个载体的背景，不能不考虑到邓拓在这个栏目中的写作方式。
　　《北京晚报》1958年创刊，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读者和风格定位的。1957年北京日报社给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中这样描述：“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干部和家庭妇女。每天有两版新闻，两版副刊和专刊。内容除时事新闻（综合改写）外，偏重于本市新闻（补日报之不足，如登一些各区消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社会新闻——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注意文短，图多，通俗易懂，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
　　《北京晚报》创刊号上也再次确认了这方面的设想：“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工人、店员、干部、学生和教师、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
　　这是一张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机关报面貌大不相同的都市报。邓拓本人也对《北京晚报》的定位有过直接的评论：“晚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就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小’字上做文章。”——“小文章”，正是晚报的需求所在。轻松、有用的“小文章”，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也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1963年，《燕山夜话》合集出版时，邓拓曾有《自序》：“有人说，零篇写作也很费工夫，你难道不怕耽误工作吗？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写零星短文并不费事，只要有观点、有材料，顺手牵羊就来了，有一点业余时间的都能办到。这又证明，一般的文章要写得短；短就不怕没工夫。”《燕山夜话》所集的文章，正是他所说的“零篇写作”“零星短文”“一般文章”。不妨这样理解：《燕山夜话》更像是一次和北京的众多市民的聊天。在这次晚间时段的聊天中，邓拓充分发挥了他的博闻广识，发挥了他史学家与多年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其中或有分享的意趣，也有引导的衷肠。
　　尽管以常理来论，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稳定的每周两更，总归会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我猜想，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应该是自有乐趣的。这种在报纸上“夜谈”式的写作，合乎他的心意与理念的。战争年代隐蔽在乡村、民众中，致力于发动大众的办报经历以及他对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群众路线的信仰，使他对“站在群众中间办报”“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实践。关于后者，他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中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里有过详细论述。
　　“马兰村”年代，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就办有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注重“把新近发生的事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对于一个拥有丰富储备的学者、作家来讲，能以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讲到他的意向读者心里去大杂烩，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自己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与道路有深刻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讲，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民众，“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无论哪一点，都是能令人愉悦的。
　　邓拓自己可能也没料到，正是这些“顺手牵羊”的“小文章”，成为了杂文史上第二次创作高潮的重要部分。这类杂文也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杂文形式。在《燕山夜话》的带动下，《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等杂文专栏一时涌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失新闻与时代背景的杂文品种空前活跃。
　　一是1963年的合集，并自1961至1962年分别出版的五集分册。五集分册每集编入30篇文章，共150篇。二是1979年的新版合集。这一版本删去了1963年版本中的4篇（分别是二集的《收藏家的功绩》、三集的《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五集的《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又另外补上了当年未收的3篇文章（《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今年的春节》）。这一版共收149篇。
　　在《燕山夜话》前四集按每集三十篇出版后，1962年10月，马南邨（邓拓）曾在第五集的前言《奉告读者》中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所谓“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应该是指自“燕山夜话”开栏起，未收入前四集《燕山夜话》出版的所有文章。从中去掉三篇，选出二十九篇，又添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块瓦片》，补足三十篇，以合乎前四集的体例。1979年的新版合集在五集之后添补的三篇，应该就是1962年10月这一次未选的三篇。如此，“燕山夜话”专栏所刊的文章就齐全了。
　　邓拓夫人丁一岚1979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中说：“正是这一百五十二篇《燕山夜话》和十八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编、1983年出版的《作品选讲》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附了顾行的《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介绍〈生命的三分之一〉兼谈〈燕山夜线年）一文作为说明。文中说，“这个专栏……共发表杂文一百五十二篇”。也再一次印证了《燕山夜话》专栏的作品篇数。
　　1979年1月，廖沫沙反顾“三家村”时写下的一首诗：“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诗里写到了三部作品——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勾连的是两桩事——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的批《海瑞罢官》运动，1966年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涌出的批“三家村”漩涡。
　　运动的鼓点声频密。值得注意的是，《评“三家村”》一文1966年5月10日由上海媒体首发，5月11日全国各大媒体统一转载。五天之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暴风骤雨，并不是骤然降临的。至少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就已经风雨齐作了。“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的一个突破口和‘样板’”（钱理群《“燕山偶语遭奇祸”——〈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又两天后，5月18日，邓拓饮恨离世。《燕山夜话》和他的作者邓拓，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者，成了回顾这段历史时一条沉重的线索。《燕山夜话》在激烈的批判中，和“三家村”一道，远远超出了“燕山”范围，超出了各地报刊杂文栏目的启发效仿，成为一个举国皆知的“黑色名词”。
　　当一切运动过去，时代重回正常轨道，《燕山夜话》也以合集重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邓拓的那些“小文章”“零星短文”，不再仅仅是当年和北京市民的一次长长的“夜话”。它已经负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批判，一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和一个令人扼腕的长逝的灵魂。重读《燕山夜话》，就仿佛负载了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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