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新媒体舆论场“蹭热点”现象-青年圈群脉动的媒介感知与文化诠释——基于“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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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公民借助新媒体平台参与意见表达，展现个人情绪、态度和认知，丰富了公众舆论信息的内涵，推进了话语民主的建构。但一些新媒体为了谋取利益，毫无底线地蹭热点，用不堪入目的内容博取点击率。新媒体亦属于媒体，必须要受到道德、法律等行为规则的约束。
　　【摘要】信息时代，公民借助新媒体平台参与意见表达，展现个人情绪、态度和认知，丰富了公众舆论信息的内涵，推进了话语民主的建构。但一些新媒体为了谋取利益，毫无底线地蹭热点，用不堪入目的内容博取点击率。新媒体亦属于媒体，必须要受到道德、法律等行为规则的约束。
　　自由的内涵与边界，一直是新闻发展史上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在新媒体传播领域，媒体机构与公众采集、获取信息，发布、传播观点的充分自由，被视为数字技术所赋予的真实而广泛的民主权利。然而，对于自由的误读与滥用也导致了传播实践的迷失。虚假信息、网络谣言、情绪极化、网络暴力等现象每每出现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平台上，都将技术的开放赋权导向自由的悖论。如何把握言论尺度，找到自由表达的最佳路径，成为新媒体舆论场上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信息媒体最基本的职业底线要求，也是新媒体言论不能突破的尺度。例如，2019年7月4日，杭州九岁女童章某被租客带走失踪一案引起了强烈关注。13日，警察发现疑似女童遗体，在身份尚未确定之际，百度上一个官方认证名为“章子欣父亲”的账号发布悼文，瞬间刷屏，随即遭到网民质疑。于是在微信平台上，网民以“盖楼”的方式展开了“whats your problem”的追问。问责之下，百度紧急回应。结果查明：账号确为“本人授权确认后开设”，但当值编辑未得到章某父亲确认回复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条动态。并据此作出决定，“删除此条动态，并对负责编辑予以立即开除处理，同时会全面复盘百度新闻管理机制”。真相虽得到揭示，但网民的愤怒却没有立刻平息。平台编造煽情话题的言行使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不可原谅、几近疯狂”，公众的情感遭受了愚弄。因“蹭热点”突破言论的真实性尺度，是引发这一舆情危机的直接原因，而其背后则隐藏着功利主义的潜在动因。
　　近年来，新媒体舆论场上“蹭热点”言论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通过参与话题 “刷存在感”或“博出位”，吸引公众或有关部门的注意。二是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平台发布信息，罔顾真伪、追求爆点，赚取点击量和转发量。三是一味追求速度、拼抢时效，缺乏调查核实而急于表态，导致言论信息失实、观点反复。对于一些自媒体平台来说，“蹭热点”存在难以抗拒的风险红利，舆论关注度、声誉和效益均可获得提升。这一功利性动机的产生，正如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h Goahber）在《注意力购买者》一书中揭示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人们的注意力才是稀缺的资源”。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注意力作为一种“极其有限的商业资源”，成为各方激烈争夺的焦点。
　　事实上，完全编造信息观点误导舆论的做法不是多数，更值得关注的是动机功利主义遮蔽言论真实性的表现。就如百度在化解上述危机时所称，平台是出于“为了聚集广大网民的力量，帮助一家人尽早找到子欣”的目的。当然，我们并无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这种表达“人文关怀”的善意初衷，但也不能因此就为平台编造言论的行为披上合理性外衣。因为就媒体行为的结果看，不管谎言多么善意，对其所服务的信息消费者来说，都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善。在信息传播领域，真是善的基础，公众的知情诉求只有落在真实的世界中才有意义。而真实性尺度，一是指向人心内在的伦理之真，传达传播者对于公众和社会的真心诚意；二是指向以客观性为基础的认识论之真，排斥将公众的思考和判断引向歧途。无视真实性的任意杜撰和篡改，反映出的是虚假信息的欺骗性传递，不仅不具备善的价值，也是对新闻职业准则的违背，会动摇信息职业存在的社会道德基础。
　　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将公民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协商，并最终形成共识的过程称之为话语民主。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民主达成的前提，话语民主的实现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即“每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的论证”“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一理论对于认识公共领域言论民主具有启发作用。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体被赋予意见公共领域的传播角色，其言论的自由度与开放程度成为衡量社会民主的重要标志。借助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公民参与意见表达，展现个人情绪、态度和认知，个性化的声音被发现、被倾听、被看见，通过互动交流产生影响，丰富了公众舆论信息的内涵，也推进了话语民主的建构。但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新媒体舆论中包含了更多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意愿与观念的冲突、愚蠢和智慧的较量更为复杂，民主共识的形成更需要借助言论公共价值的集体发掘来实现。
　　例如，2019年1月29日，一篇名为《一个出身寒门的高考状元之死》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但很快引发大量质疑。在这一舆论事件中，藉由公共领域的群体对话、质疑、反思、探究，形成话语民主的舆论氛围，激发了言论正能量。网民言论的公共价值发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事件问题和状况的不断探寻。二是各种不同见解的互动、对话、补充和辩论，形成了对细节的质疑与判读。三是多种渠道的开放使公众得以获取信息、汇总信息，促进了理性共识的达成。在这一事件的舆论反转中，言论真实、正当、真诚、不伤害的公共价值尺度脱颖而出，得到了网民一致认同。
　　新媒体舆论观念的形成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个人、机构都不能作为公共领域的言论尺度，相反要受到法律伦理等规范性尺度的制约。任何言论个体如果不加考虑，无意识地按原有的、随性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必然导致各行其是的现象，而以此为基准的策略实施，也难免会阻碍、拖延观念共识的形成，或加剧观点的摩擦、碰撞，甚至导致行为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多元主体对于规则的敬畏、认同与自觉遵守，是公共领域中自由交往活动得以存在和顺利进行的前提，个人空间进入舆论场公共空间，个人独特的行为规范必须依据社会规范进行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在新媒体环境下，行之有效的公共领域规范尺度，表现为法律法规的遵守执行、社会伦理的自觉维护，也包含着言论主体遵从群体约定俗成的文明要求的内涵，如遵循正当性和适度性的批判等。言论若不在规则框架下进行，舆论暴力、谩骂斗狠等言论恶行便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这不仅是对公众善良意愿和公共利益的违背，也与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逻辑和方向背道而驰。
　　需要在法律伦理的规范性尺度中得到彰显。基于此，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监管，趋利避害；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公民网络素养，培养和提升公民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意在建立起“整个社会成员对规则现实的主观反应”，是将制度化理念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而在增强网民责任认知和规则意识方面，媒体亦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导）
　　②[美]托马斯达文波特、[美]约翰贝克著，谢波峰等译：《注意力经济》，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摘要:青年圈群文化是互联网媒介文化版图的重要构成，多样化、个性化的网络圈群为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对话平台和交流空间社会热点现象。本文选取叙事分析的质性研究范式，通过叙事内容和叙事评价感知“饭圈”群体及其集群行为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价值问题。叙事内容呈现了“饭圈”群体媒介镜像的“他者”再现过程，通过媒介叙事的内视角、外聚焦双重维度进行叙事评价。研究认为，话语空间的文化表征、内容生产的文化认同、生产社会资本的文化互构形成了“饭圈”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文化螺旋，是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逻辑路径。通过观察并感知青年圈群的行为之势，把准文化之脉，对于引领与构建青年群体的价值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圈群文化;“饭圈”现象;叙事分析;媒介镜像;文化认同在媒介全球化和社交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多样化、个性化的青年圈群丰富了社会文化实践的形式和内涵，圈群文化是新型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在网络集群行动中的投射。随着网络集群行为和圈群文化沟通活动的日益频繁，各种媒介文化现象持续引发社会热议和媒体聚焦，青年圈群组织从认知建构到行动表达、从话语表征到文化生产的演化路径为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对话平台和交流空间。文化的变迁内嵌于社会结构转型、媒介生态系统变迁和文化权力变革的全过程，可以通过对普泛性媒介文化现象的揭示来客观认知社会转型期的潜隐问题，通过对具象性媒介文化实践的聚焦来深刻诠释媒介文化现象的本体意义。
　　作为互联网媒介文化版图中青年圈群的一个代表性缩影，“饭圈”是长期流行于青少年群体中的追星文化、粉丝文化、“迷”文化的新形式，是媒介社会化过程中圈群文化演化的新样态，至今依然以各种形式存续并在媒介文化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激活和演化，已成为我国互联网实践活动中的典型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无论是针对香港暴乱事件时守护“阿中”的“饭圈行动”，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驰援“武汉”的“饭圈公益”，都成为媒介化时代中国青年政治表达和公益参与的标志性事件，折射出当代青年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化认同及政治参与的新特点、新趋势，为我国互联网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研究对象。因此，立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背景，观察并感知青年圈群组织的行为之势，把准和切中群体发展的文化之脉，能够为进一步规范青年圈群网络行为、引领青年圈群的价值建构提供思维导图，同时也为洞察我国互联网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提供问题替代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学界关于“饭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饭圈”现象兴起的原因、追星行为、粉丝经济、人口学结构性特征、群体文化特点、社会大众对“饭圈”的态度等方面，针对研究对象“饭圈”所关涉的具体问题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研究学科视角以传播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研究方法以文献回溯性分析、参与型观察方法最为常见。已有的部分研究认为，追星、粉丝、“饭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
　　从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判定中逐渐走向成熟[1]，“饭圈”构建出群体专属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规则，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2]。心理情感驱动、偶像崇拜、消费娱乐需求、身份认同等是影响粉丝行为、社群文化、内部圈层分化和集体行动的变量。已有的研究视角及富有价值的代表性结论均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论点。“饭圈”现象作为具体的媒介文化实践类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时空、文化场域和现实条件密切关联，其载体形式和内容往往具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实践效果通常具有复杂多元性。因此，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刻板地套用西方经验和理论，更不能用二元视角简单地判定复杂纠缠的关联关系，需要具体而微的精致洞察方能获取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观照和切中原始的、未分化的、根基性的“生活世界”[3]，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变量如社会认同、文化互构、社会行动等相对而言难以通过量化研究中常用到的变量检验假设方法进行量化或无法精确量化。因此，与量化研究方法相比，质性研究方法主张主客观的有效结合，更加立足于主观、客观合一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在探讨和解决难以量化分析的研究问题时具有内在的优越性[4]。基于此，本文选择质性方法尝试回应和分析“饭圈”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质性研究按照所涉研究问题类别对应不同的分析研究策略，如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参与型观察等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涉及对“饭圈”的现象分析、行为描述和意义诠释等多种类型，因此要突破选择单一质性分析方法的思维框架，叙事分析方法以事件为中心，能够呈现、聚焦相关事件并溯源追踪、集中阐释事件意义，无疑成为开展质性研究的更优选择。
　　叙事学理论发源于西方，历经结构主义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发生了以叙述回归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5]。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认为事件本身具有反映社会深层结构特征和历史变迁过程的镜像认识论价值，同时事件本身就是变迁的重要起因，这揭示了事件的本体论价值，因此充分考虑历史面向，赋予事件、时间以中心性地位的“叙述性的思考”作为事件的解释框架是社会学研究的应然之举。这与国内学界提出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应该从“国家与社会”转换为“制度与生活”视角的建构和运用相契合。叙事分析以来源于生活维度的事件为中心，事件推进过程直接表现为行动者之间互为情境的持续互动行为，更深层次则是行动者对不同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身体化的具象实践[6]。以上关于事件互动性、实践性的阐发与本研究选择的叙事分析视角具有相当一致的恰切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叙事分析方法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正是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维续及动态变迁基本机制、内在逻辑的基本尝试。
　　因此，叙事分析方法能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思维工具和分析框架，对青年圈群的社会学研究又可进一步反哺叙事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破解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以小说为核心体裁、以语言学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局限，来应对不同学科门类开展叙事研究的实际问题，以挖掘不同体裁文本共同规律，“广义叙事学”的诞生推动叙述转向走向正统的学科建设，并提出了以下两条叙述的标准:第一，叙述主体把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第二，这个符号链在观众的理解中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7]。叙事接受者基于符号链阐释叙事主体情节化的事件并完成具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重构，是叙事分析的内在要义。本研究选取“饭圈”相关的新闻事件信息并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进而对信息的意义作出阐释。具体来看，以“饭圈”群体为叙事人物的相关新闻事件可以组织构建为“符号链”，在公众、媒体、研究者等不同类别“观众”视野中，叙事通过语言的具体化呈现历史经验的“叙述性”，来源于经验细节的秩序、意义、目的等要素赋予事件时间序列属性，这个事件“情节化”的过程就是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构筑具有内在意义整体的过程。在叙事逻辑的框架下，可以展现“饭圈”群体及其社会实践事件的时间性变化并重构事件内在意义，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因此符合“叙述性”标准。
　　在叙事分析的要素构成方面，叙事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是叙事者经验的再呈现，叙事分析的整个过程以关注叙事者经验为基础，包括经验诉说、转录、分析和阅读四个层面[8]。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ov)构建的叙事分析评价模式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框架，侧重宏观结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评价，认为理想化叙事结构由六部分组成，即梗概(Abstract，A)、状况(Orientation，O)、进展(Complicatingaction，C)、评价(Evaluation，E)、结局或故事冲突的解决(Result or resolution，R)、结尾(Coda)，该叙事模式可表达为“A-O-C-E-R-Coda”，已有研究对该模式进行了修正，将密切相关的模块融合或删除，精练表达为“(A)-O/C-E/R-(Coda)”[9]。本文借鉴相关研究中的修正模式，聚焦“O/C-E/R”要素，通过叙事内容和叙事评价两个维度构建叙事框架，以呈现媒介对青年圈群脉动的感知视野。
　　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信息组织、生产和传播能力，是公众了解信息的渠道，也是公众参与风险交流、评估与决策的沟通平台，其对“真实”的建构塑造着公众脑海中的“图像”。然而，新闻媒体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组织与生产新闻，新闻是一种再现的文本，是意义的生产者，其对报道对象的形象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饭圈”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聚光灯下时，这些媒体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对“饭圈”及圈群文化的态度也必然嵌入新闻文本之中。通过媒体对“饭圈”现象相关事件的报道，能够透视媒体如何代表主流文化设置相关事件阐释框架，基于媒介镜像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报道和界说，为我们从中感知和解析主流文化与圈群文化的关系状态构建出一个鲜活、线.基于新闻议题共现的“饭圈”群像描摹
　　“饭圈”现象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又独特的文化景观，是粉丝文化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时空语境下的演化和表征，文化现象与价值性、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应置入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国内主流媒体关于“饭圈”和粉丝文化的相关报道作为本文分析数据，探寻和总结新闻报道文本中呈现的议题特点和演化规律。经对新闻文本进行主题词提取、词频统计、词篇共现分析和内容回溯得到五类比较明显的新闻议题共现词云，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词云主题包括以信息产业经济报道为主的相关议题，涉及电子贸易(线上线下)及社交媒体相关的主题;以影视行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涉及与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相关的主题;以音乐事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涉及粉丝经济、流量明星和应援现象等主题;与追星行为相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涉及明星隐私泄露、安全隐患等法律相关问题;与粉丝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如网络直播、弹幕和网络暴力等问题。从回溯关于“饭圈”现象的新闻报道主题，大致描绘关于“饭圈”群体的媒介画像，媒体更加偏向从信息产业经济、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对粉丝经济和消费行为进行报道，抑或是对狂热非理性的追星行为引发的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评介，缺乏对该群体构建的“粉丝文化”的深度报道。
　　基于新闻议题共现的词云主题从宏观层面描摹出近五年的“饭圈”群体画像，为进一步明晰“饭圈”群体媒介镜像“他者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表现，本研究对相关新闻文本的突变词进行进一步识别和分析。突变词指词频在统计时间窗内存在显著升、降变化的关键词，反映了不同时间窗新闻议题热度的增强或减弱，通过突变词能够追踪相关新闻议题的演化趋势。通过统计2016—2019年间新闻文本中的关键词并进行计量分析，得到与“饭圈”和“粉丝”相关的新闻议题演化词表，如表2所示。
　　在识别出的33个突变词中，“魔兽世界”是突变系数最大的关键词。分年度词频属性表示该关键词在分年度的词频大小，“0”表示表示该关键词在相应年度未出现，词频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在相应年度的新闻议题中越受到关注。从词表的横向时间序列分析，能够显示某新闻关键词的历时性演化过程;从词表的纵向排序分析，能够显示由突变热词所形成的某年度新闻议题分布情况。为确保新闻议题解读的客观性和精准性，根据演化词表回溯相应的新闻全文文本并进行综合分析，并将结果推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与传播学、情报学相关领域专家判别，最终识别出近4年“饭圈”媒介镜像的演化特征。
　　(1)“饭圈”媒介镜像呈现同中存异的历时性演变特征。突变热词指的是词频变化显著，但又相对稳定地出现在统计时间窗内的突变词，对新闻报道的新增议题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8个突变热词(用户体验、网络红人、传播力、实体店、真金、制片方、网络小说和资本市场)揭示出近4年与“饭圈”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的同质化热点内容，具体表现为网红经济、电子贸易和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等相关议题。新闻文本议题的历时性差异特征主要表现为每年度的突变热词所揭示的新闻报道的议题偏向，2016—2019年突变词中分年度词频排序最高的依次为“网络红人、罗振宇、登机口、流量”，分别揭示了相应年度新闻报道的热点议题设置，呈现出从关注网红经济、知识付费相关的信息产业经济到聚焦近两年的聚焦追星行为等行为失范问题、流量明星现象的议题演化特征。
　　(2)“饭圈”媒介镜像呈现社会热点、媒体焦点和网络爆点融合的共生特征。部分突变词随时序演化会出现“消亡”和“新生”现象，这种突变词往往具有较高的突变系数，揭示了相关新闻报道的热点转向。突变词中的“消亡词”共5个，分别为“魔兽世界、优酷、变现能力、第一时间、罗振宇”，“新生词”共9个，分别为“值机、头等舱、蔡徐坤、登机口、流量、受众、航班延误、账号、媒体平台”，揭示了与“饭圈”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从游戏电影、粉丝电影相关的信息产业经济到更加关注粉丝经济和追星行为导致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议题转向，经过新闻文本的回溯分析发现，新闻报道的焦点都与社会热点密切相关，当敏感的社会问题经媒体影射就会在舆论的催化和发酵下成为网络爆点。
　　(3)“饭圈”媒介镜像呈现潜隐性、次生性特征。部分突变词存在随时序演化的“停跳”现象，这种突变词的表现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揭示相关新闻报道的潜在热点趋势，往往是当年的潜在热点或高热度新闻事件引发的次生热点。突变词中的“停跳词”共11个，分别为“广告位、网络暴力、文案、圈钱、选秀节目、影评人、院线、中国电影市场、线下活动、超级英雄、意见领袖”，以上突变词大都与粉丝应援、网红经济、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等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与粉丝现象和粉丝文化相关的“网络暴力、意见领袖”已成为媒体关注的潜在热点议题。
　　通过突变主题所反映的“饭圈”媒介镜像的演化特征，进一步表明了大众媒体对“饭圈”群体的报道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好，通过新闻报道完成了对“饭圈”群体的媒介再现过程，这种“他者化”往往源于辨识差异，“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被打上了‘越轨’的烙印，因而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被含蓄地再现为区别于‘我们其他人’”[10]。因此社会热点现象，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呈现并维护了报道对象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导致“饭圈”群体的媒介镜像通常都与“狂热、非理性”等负面词汇相关联。
　　新闻文本叙事内容的主题能够反映“饭圈”的媒介镜像特征，媒体的话语运作或隐或显地完成了文本再现和群体形象建构，即新闻报道中的“他者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大众传媒更加偏好通过信息产业经济、文化产业或非理性追星行为的社会问题视角对“饭圈”群体和现象进行论述，虽然对粉丝文化的关注度较高，但大都聚焦于与追星行为和粉丝经济相关的热门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大众媒体对社会现象背后的问题导向意识仍显匮乏，导致对粉丝文化的报道在追求热度方面具足，但对“饭圈”群体的话语表达、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方面关注不足，并且缺乏对该群体的文化逻辑建构和价值实现问题的深度剖析。
　　叙事评价是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所持有的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不同的叙事视角与聚焦产生的叙事评价是立体多维的，而叙述主体与所述事件的位置关系决定了叙事评价效果的差异性。在叙事过程中，可通过叙事人称对表征叙述主体所处的位置的叙事视角与聚焦进行结构化划分，如内视角(聚焦)与外视角(聚焦)。新闻叙事与一般意义的文学叙事不同，新闻叙事视角与聚焦包含着对事件的认知程度、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叙事视角是对事实加工的策略选择，力图通过“谁在看”展示“真实的世界”;叙事聚焦是对本体意义的生产机制，通过“什么被看”投射出新闻事实构建的“意义的世界”[11]。因此，我们将通过叙事视角与聚焦的内外双维进行投射和互释，以最大程度地呈现“饭圈”的真实世。社会热点民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