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及盘点2016年社会学研究热点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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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社会学的理论从古典学者那里开始，一直研究有限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社会变迁理论就试图研究并确定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变迁的实体、动力、规律、单元社会学社会热点分析、层面，社会变迁的初始动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实际过程、具体途径等。社会变迁理论还试图研究、确定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力量，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近几年，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家和区域发展、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收益的分享、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等。一些中青年学者还从新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如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角度、非常规行动视域、社会化小生产理论框架建构等研究分析了社会变迁及中国现代化问题。
　　对这一论题的探讨，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学者李强引入国家政策变量分析它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依次是“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落实具体的政策。李路路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由“决定性”转向“交易性”。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同时，他还认为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为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他学者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和流动机制等方面，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机制并非如此简单。
　　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部分即中间阶层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中间阶层的理论界定、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构成特征等问题展开的。学者李培林、张翼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学界目前认为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一些学者认为分层研究在对当前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时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例如，学者冯仕政就从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两种范式的内在逻辑出发，结合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思想的引导下，有关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愈益明显。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坐标里如何挖掘、总结“中国经验”，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涉及的重要论题。
　　在学界，“中国经验”最初只是一些文化学者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真正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社会学者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结果。李培林教授先后发表的《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等多篇重要论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论特性做了明确界定，对其历史内涵也做了系统阐释，并且通过分析中国经验与东亚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他社会学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特定领域出发，注重挖掘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知识元素。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的价值取向，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能检验、修改、补充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国际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要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必须创立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为根本目的。这种价值取向保证了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
　　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还是通过译介的方式从西方引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落入西方理论的窠臼，比附现象较为普遍。但综观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已经推进到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社会事实”的认知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学研究实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立场反思等领域。这种推进实际上是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些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反思来实现的。归纳起来，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存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仿效，忽略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具体开展这种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不能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第二，深度访谈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在收集研究资料的同时展开对访谈对象的言语及其在访谈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表露的行为的真实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为此，研究者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知识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力，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与被访谈者相关的问题与事件的真相。第三，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用西方的理论尺度裁剪中国的具体经验事实，这容易使研究陷入情景误置的陷阱，跳出陷阱的途径之一是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我国社会学界对和谐社会研究便给予了极大关注，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探讨，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社会学者陈光金、吴忠民、周全德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学者们认为，社会学界主要是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界定方面，如今社会学界已达成共识，即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他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央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从必要性来说，学者们认为，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可能性而论，陆学艺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对此，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
　　学者们认为，由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战略任务和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可以肯定，和谐社会研究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就目前来看，和谐社会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社会公正研究，社会管理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民意表达机制研究，社会基本价值观研究，等等。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政权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而言的，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依托；对其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诞生了各类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理论和实务研究异常活跃。相关学者除了继续探讨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等问题之外，还针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展开具体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是对国家社会管理的参与，起着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传承社会政策、反映公民意见和需要的传导机制作用，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各种专业协会，一直是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应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经过多年的探索，社会政策“摆脱了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的阶段，步入了在矛盾凸显的发展阶段而能引致和谐的佳境”，创造了在矛盾凸显中引致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包括应用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两大领域。
　　应用社会政策研究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应用社会政策研究关注面更为开阔，分析视角也渐趋多维化。传统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向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领域拓展；政策过程、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等都成为社会政策分析的重要视角。另外，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事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也是近两年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核心问题是这些领域是否应当市场化，应当如何理解近年来这些领域出现的种种弊端。目前学界还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但总体说来，中国社会事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应当是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聚焦于社会政策范式与社会政策性质解释两个方面。关于社会政策的范式，资产建设成为主要的思考方向。关于这一点学界总体说来有两种观点：一是应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精髓；二是中国需要借鉴国际上资产建设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公共援助促进人们尤其是农民及其组织和社区形成并扩大其资产。关于社会政策性质的理论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取向：或者从文化和阶层视角进行社会性探讨，或者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功能性研究，等等。这些探讨丰富和拓宽了社会政策的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的方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把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这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目前学界对社会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学界在对社会建设的内涵与内容、原则与目的探讨上，普遍认为社会建设是从社会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主体由政府、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公民构成，其原则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目标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其内容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建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9个方面。
　　社会建设实践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近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中央政府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举措不仅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对与新时期农村建设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关系上，即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社会质量虽然与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的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有所涉足。但是，从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关注度来说，2004年以前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有所涉及的也大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但是，从2004年开始，社会质量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社会质量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
　　健全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和有力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实施，与全面依法治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紧密联系。通过把握公平竞争政策的重要功能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揭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能够从宏观层面实现制度对接，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统合。【详细】
　　导语：2016年的社会学研究，既平稳推进又重点纷呈，几乎在各个二级学科上都取得了预期进展，尤其是在习总书记“5.17讲话”发表之后，社会学者更是积极行动，力图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上有所建树。
　　作为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的2016年，注定要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前，在燕京学派影响下，希望将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国学人，不满于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张力，开始将舶来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研究表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标志着人类学的两大转向，其一是从原始初民研究转向当代主流社会研究，其二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向本土文化研究。费孝通的研究虽仍有可能被某些具有学术歧视观的人继续认定为“野蛮人研究野蛮人”，但对中国学人而言，其不仅开启了“文明人研究文明人”之旅，而且还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对本土的深层学理探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社会治理引入秩序化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始在政府的“有限理性”“有限责任”“有限能力”下设计“多元共治”的创新思路，一方面继承社会管理时期的合理经验，另外一方面坚决厘清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力图赋予社会以自我化解冲突的能力，坚决消除那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矛盾格局，建立新的矛盾终结机制，更为重视源头治理。
　　正如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社会治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仅仅以社会治理的概念替换了社会管理而显示“改进”的做法，是一种浮躁的学术作假；空有治理的概念，却无“治理”之内容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庸俗的行政搪塞。这两者,是未来力戒的重点。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被统计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当然,还有一种统计，叫作时点人口的城镇化。这几种做法，都既有缺点又有优点。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通过将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而推进城镇化；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是以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而推进的城镇化；而时点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在某一具体时点，统计居住或工作在城市(镇)的人口而了解其动态变迁意义的城镇化。所以，在现实意义上，最后一种城镇化，因不具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配置意义而难以使用。
　　研究表明，社会转型的巨大内驱力，使农民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幅度上升，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
　　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中规约的社会流动路径与个人的努力等,形塑了新的社会结构。当前的社会结构是过去社会流动的结果，教育、收入与职业是个人流动的主要解释变量。但在近期，伴随财产的累积与房价的结构性攀升，原有基于个人变量而解释流动动力的模型深受挑战，那种基于家庭赋予遗产继承而固化的阶层位置，淡化了个人的努力动因。
　　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消费方式，这使基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为特征而设计的消费品供给难以满足新社会结构中各个群体的消费需求，发生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对社会学的阶层分化与消费升级富含启示功能。
　　2016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对生育政策调整作出了全面部署。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具有里程碑意义，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格局。低生育水平与快速老龄化并存、新型城镇化与迁移流动、性别平等与家庭发展等人口发展新格局的主要特点成为2016年人口学界关注的主要议题。
　　在西方社会理论方面，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李猛《自然社会》一书引发的强烈反响，《读书》和《社会》组织了专题研讨，郑戈从平等对于现代性的价值、张国旺从孤独个体与现代精神之关联、陈涛从自然权利的丰富内涵等角度对该书展开批评，李猛亦对各种批评做出了系统回应，并把理论观照引到中国社会。另一重要事件是米尔斯诞辰百年。赵立玮再现了帕森斯—米尔斯之争，展现了二人所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不同学术进路；闻翔则从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和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两个方面来重估米尔斯的学术遗产。除此之外，叶启政对社会学家形象的刻画，何蓉对韦伯1895年就职演讲稿的社会学分析，张巍卓对滕尼斯“新科学”的研究，都丰富了我国社会学对西方经典的解读。
　　在中国社会理论方面，渠敬东发表了其双轨制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追溯了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之展开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和变迁的影响。凌鹏对近代中国的井田制研究的再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渠文的响应，“井田制”对于中国学者不仅是“历史”事实，亦是贯穿历史始终的“理想”，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理想”、“现实”的分裂和重新关联以探索中国现代方向的过程。翟学伟对“伦”的社会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潘光旦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人伦关系的学问”的回应，帅满的研究则不啻是以经验方式对“伦”及其实践逻辑作出的当下回应。阎明对“差序格局”的发生学研究亦具有翟文的特点。
　　周雪光在其关于帝国逻辑的研究基础上,以“官吏分途”为视角,在研究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的基础上提出“层级分流”模式。以周文为中心，周黎安、娄劲、刘建军等分别从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展开了批评和补充性研究。在这一领域,更多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研究。
　　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怎样变化？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怎样变化?焦长权等指出，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同下乡资本合力推动“农民上楼”和“土地流转”,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徐宗阳则发现，资本下乡最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其因“外来性”而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李祖佩考察了与项目进村相适应的、脱离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以利益为重的“新代理人”现象。
　　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吴晓刚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是否就读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照顾,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直接影响。庞圣民却认为,20世纪末以来的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升初和初升高阶段,重点中学制度没有加剧这个时期的不平等。呼应吴晓刚的发现，李忠路指出，家庭背景变量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在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上,杨中超认为，教育扩招没有促进代际流动。李骏发现,城乡户籍出身对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收入的净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扩大;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陈伟等对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收入回报差异的研究可以视为对是否过度教育的一个验证。
　　在理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大数据、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笔谈具有引领性的价值。在经验方面,季程远等分析了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之间的影响关系;庄家炽等发现男性比一般女性、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梁萌揭示了“横虚纵实”组织对虚拟团队造成的困境。
　　此外，环境社会学如洪大用、龚文娟的研究,职业社会学如朱伊娜和毕向阳的研究,都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推进性意义。
　　2016年的人类学充满活力,尤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在世界之中的文化新处境,面对各种新事物并对此背景下的人类展开各种全新的研究。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新主张以及新方法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 所研究的题目已不再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部落、家族、裂变支、亲属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之类,互联网、跨界民族、虚拟民族志、文化遗产、日常生活展演等纷繁多样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的人类学带来一片生机。
　　结语：回眸2016年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呈现在不同领域中，如中国社会理论之史的爬梳，以及家庭、组织、国家治理等研究领域。显然，历史转向超越了作为分支学科的范围，而力图把历史感、经验感引到社会学思维中，丰富和深化社会学的自我理解和现实社会理解。可以说，越历史，越现实。近期时事热点当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及盘点 2016年社会学研究热点议题及